从“难以相见”到“频繁相遇”我国多举措提升大熊猫种群保护水平

我国多措并举提升大熊猫种群保护水平

11月17日，国家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在四川成都揭牌。 该中心整合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个科研机构的资源，聚集了全国优秀的大熊猫科研团队。 是世界一流的大熊猫科研合作与交流平台。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心成立了大熊猫保护研究学术委员会和国家大熊猫保护创新联盟，由魏辅文院士担任组长。 还将建设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大熊猫重点实验室，大力推动建立大熊猫等濒危动物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从人工圈养到探索野生放归，从恢复野生大熊猫种群到实现生态系统整体保护，自1963年启动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等第一批保护区建设以来，我国大熊猫保护的模式和经验我国已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功典范。

国家公园：经常与大熊猫相遇

从青藏高原东缘沿横断山脉向北延伸至秦岭。 多年来，该地区已建立67个大熊猫保护区。 2021年正式成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为大熊猫及其保护伞物种构建了更加完整、连续、广阔的家园。 目前，这里有野生大熊猫1340只，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的71.89%。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地区监测队员杨文刚、曾永兵在牛头山野外考察时，一日目睹了三只野生大熊猫。

从“很难见面”到“经常见面”，这背后是明显的保护作用。 “我们在一些地区开展的大熊猫DNA个体鉴定显示，各个地区的个体数量有所增加，野生大熊猫的范围也在扩大。这也是目击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 大熊猫国度公园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人工圈养：破解养殖三大困境密码

早在1953年，我国就开始在动物园进行大熊猫的人工繁育。 但圈养大熊猫发情难、交配受孕难、幼仔生存难等问题长期无法解决。 直到1995年，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破解了圈养大熊猫的三难密码，大熊猫人工繁育技术才得到长足发展。

“圈养大熊猫为我国开展大熊猫一系列延伸科学研究提供了保障，除了保种功能外，还为国际交流合作和放归野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繁育专家魏荣平介绍。

随着大熊猫人工繁育、饲养管理、疾病防控等体系的建立，我国圈养大熊猫已从最初的10只发展到现在的670多只，基本实现了种群的自我维持和可持续发展，并为世界野生动物提供宝贵的资源。 人工动物繁育提供了中国可借鉴的经验。

目前，我国已建立了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为主体的圈养大熊猫种群繁育和发展体系。 借助分子遗传学技术和国际先进的谱系管理理念，妥善安排育种计划，促进群体单元之间的遗传交流。 人口发展的重点从单纯的数量增长转向提高遗传质量。

放归野外：帮助野生种群恢复活力

2003年，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在全球率先开展圈养大熊猫的训练和放归工作。 2010年，随着圈养大熊猫数量的稳定增长，是重启大熊猫野放的最佳时机。 同时，“母兽养崽”的野化训练方式取得重大突破，卧龙核桃坪成为国内首个野化训练基地。 “让有野外经验的雌性动物在自然环境搭建的训练圈中产下幼崽，然后让放生的个体与母体一起成长，学习野外生存技能。整个过程减少了人为干预和影响，并保持幼崽的野性。”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放归项目执行主任吴代夫说。

2012年10月，世界首只大熊猫幼崽——雄性大熊猫“淘淘”在卧龙野化训练中心诞生。 他被放归到人口密度极低的四川省石棉县栗子坪，跑到野外独自生存。 “淘淘”成为第一只通过“母带崽”方式成功放归野外的圈养大熊猫，并存活下来。

考虑到雌性大熊猫是潜在的繁殖资源，更容易被野生种群接受，未来的放流将以雌性为主。 此后，随着项目的开展，大熊猫野化放归关键技术体系逐步形成，放归工作也从栗子坪所在的小相岭山脉扩展到岷山山脉。 20年来，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大熊猫野化训练和放归监测技术体系。

据介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成都市政府共同首期投资1.1亿元设立大熊猫保护研究基金，启动野生大熊猫保护关键技术研究国家公园内的大熊猫种群和栖息地，以及饲养圈养大熊猫种群。 遗传多样性保护关键技术重大联合研究项目有两个。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规范圈养大熊猫种群繁育和遗传资源管理，完善大熊猫人工繁育条件和技术能力，科学有序扩大优质种群规模，促进圈养大熊猫种群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邹晓静 张蕾 本报通讯员 龙婷婷）